2 亞摩利人及赫人(10)

宋神宗熙寧4年(1071)，蘇軾(1037-1101)帶著家人，離開京城汴梁(今之開封)，坐船前往陳州(轄境相當於今河南省東部淮陽等幾個縣)。他是打算在赴新職杭州通判前，先探訪與他感情深厚的弟弟蘇轍(1039-1112)，以及幾位友人。於航行中他做了“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作有感余心者聊為和之”，標題很長的和詩8首。其中第二首為：

鳥樂忘罝罦，魚樂忘鉤餌。

何必擇所安，滔滔天下是。

罝(音ㄐㄩ)與罦(音ㄈㄨˊ)，皆為往昔捕捉鳥獸的網子。人間難有淨土，即使對鳥與魚也一樣，它們常得面臨罝罦與鉤餌之險。但看過電影聖母峰(Everest，2015)嗎？登聖母峰難道不是件高度危險的挑戰？1996年春天，有4支隊伍同時登山。在攻頂途中，遭遇到暴風雪襲擊，導致多人死亡。雖然如此，站到聖母峰頂，一直是很多人的夢想。為什麼？不需任何理由，“因為它就在那兒”(Because it's there)。世界第一高峰，只要能站上片刻，就心滿意足，終生回味無窮了。而一旦快樂，便什麼險都能忘掉。因此快樂最重要，凡能讓人快樂的地方，都可為家。這種地方，很罕見嗎？絕非如此，滔滔天下，到處都有。

蘇軾為什麼要離開京城？宋朝自建國以來，逐漸累積了一些弊病。任何朝代都會如此，宋朝無法例外。充滿理想的王安石(1021-1086)，企圖改革。他在宋神宗的信任下，推出一個又一個的變法方案。只是新法立意雖好，但實施後，陸續發現很多問題。本來現況要改變，向來就非易事，因對已熟悉的事務或環境，一般人難免會抗拒變動。新法的缺失，更引起各方交相指責。王安石卻剛愎自用，對不同的意見，及逆耳之言，一概不接受。於是他所能任用的人，便盡是些唯唯諾諾，或奉承他的投機份子。要知任何一行，皆有較容易的生存方式。但較容易走的路，可非人人願意走。那些不能忍受王安石的作風，又不願默而生者，遂紛紛離京而去。像蘇軾這種才華及見識卓絕群倫者，一向是直言不諱，當然不會願意為了仕途，去曲意迎合他人。事實上，蘇軾並不完全反對王安石的變法，他也看出國家的積弊，贊同該有些變革。他不過是質疑其中若干政策，以及所採用的一些手段。但僅是這樣，便已讓力主變法的王安石一派，對蘇軾大為排斥。另一方面，附合變法的主張，又惹惱了以三朝元老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。蘇軾原本還以一篇又一篇的“上神宗皇帝書”，力陳新法使百姓的生活更加困窮，卻毫無效果。失意京華的蘇軾，歷經多次的送行後，體會到遠行者雖是失望而去，總是自此海闊天空，但留在京城之送行者，被毫無建設性的事所困，乃更不如離開者。

熙寧3年，於“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”一詩中，蘇軾寫著：

子行得所願，愴悢居者情。

同一年，在“送呂希道知和州”一詩中，他又寫下：

去年送君守解梁，今年送君守歷陽。

年年送人作太守，坐受塵土堆胸腸。

…

我生本自便江海，忍恥未去猶彷徨。

彷(音ㄆㄤˊ)徨即徬徨。隔年(熙寧4年)，在“送劉道原歸覲南康”裡，蘇軾更徬徨了：

交朋翩翩去略盡，惟吾與子猶徬徨。

既然有此領悟，國事只好撒手不管了，蘇軾遂步上諸好友的後塵，自請外放。在前往新職的途中，看到天上飛鳥及水中游魚，我非鳥知鳥之樂，我非魚也知魚之樂。心情舒暢，居京城時的種種不快，全拋到九霄雲外，於是寫下前述那首“鳥樂忘罝罦”的詩。

既反對王安石較急進式的改革措施，也不同意司馬光全盤否定式的盡廢新法，遂遭兩派人馬夾殺。左右不逢源，因此蘇軾的仕途生涯，在絕大多數的時候，十分坎坷。他屢被貶謫，曾到惠州(在今廣東省)，那在當時已算很遠了，然後是更偏遠的儋州(在今海南省)。但何必擇所安，滔滔天下是。正如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雖生活窘困，他甘之如飴，著書立說，徜徉於詩、詞、賦及散文的天地，均有極高成就。不僅如此，他還擅長書法和繪畫，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，是一位相當罕見的全才。各方面造詣之深，中國幾千年歷史上，大約沒有幾個人可與他相匹比。蘇軾現存於世的文學著作，共有2700多首詩，300多首詞，以及大量散文作品。是否都屬於第一流？當代著名的史學家錢穆曾說：

蘇東坡詩之偉大，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。他一生奔走潦倒，波瀾曲折都在詩裡見。…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，他的人格是偉大的，像他在黃州和後來在惠州、瓊州的一段。那個時候詩都好，可是一安逸下來，就有些不行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。…。

原來政治上的不順遂，反造就蘇軾在文學上達到最高境界。

至於與蘇軾意見相左的司馬光呢？他自幼便顯示與眾不同的機智。某日他與一群孩童玩耍，嘻鬧中，其中有一位不慎掉進水缸裡，眾孩童見狀都嚇跑了，只有司馬光沉著冷靜地搬來一塊石頭，砸破水缸，救出落水者。除留下此千古佳話外，司馬光在政治上並沒什麼特別建樹。甚至後世史學家認為，宋朝後來之所以朝政每下愈況，與他掌權時排斥革新，安於現狀的保守作風，脫離不了關係。其後他因反對王安石的變法，堅持不接受宋神宗的挽留，離開朝廷，居洛陽15年，不問政事。在那段悠遊的歲月中，他專心編纂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“資治通鑑”，前後歷19年完成。全書共分294卷，總字數多達300萬。涵蓋的範圍，上起周威烈王(西元前？-402年)23年(西元前403年，這一年發生歷史上著名的“三家分晉”，自此春秋時代結束，開啟戰國時代)，下迄五代後周世宗(921-959)顯德6年(959)，共記載了16個朝代，1362年間的歷史。此書在中國眾多史書中，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書名為宋神宗所定，取意“有鑑於往事，以資於治道”。“資治”意謂著“幫助”與“治理”；“通”表“博通古今”的“通史”；“鑑”則有引為“借鏡”之意，所謂“以史為鏡”。宋神宗還親自作了一篇序，賜給司馬光。

“資治通鑑”自問世以來，持續受到歷代學者的推崇，被認為是君臣欲治國，所不可不知的一部書。它與司馬遷(西元前145-90年)的“史記”，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，所謂“史學兩司馬”。清名臣曾國藩(1811-1872)有如下評論：

竊以先哲驚世之書，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“資治通鑑”，其論古皆折衷至當，開拓心胸。

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(1873-1929)則說：

司馬溫公“通鑑”，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結構之宏偉，其取材之豐贍，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溫公亦偉人哉！

曾17次批註過“資治通鑑”的毛澤東，亦給了極高評價。他說：

每讀都獲益匪淺。一部難得的好書…。中國有兩部大書，一曰“史記”，一曰“資治通鑑”，都是有才氣的人，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。

以史為鑑，不論何時，政壇上少掉某一官員，通常不太有關係。中國知識分子對國事的使命感，有時過重，常擔心若自己不出仕，將會萬古如長夜。絕大部分其實是過慮，他們如果去做別的事可能還好些。蘇軾及司馬光在歷史上震古鑠今的貢獻，都是在文藝，而且都是因在政治上有志難伸。諷刺的是，這還歸功於讓兩人在仕途不得施展的王安石，他也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猶太民族雖命運多舛，但國可滅，而史不可滅，亡國後，於異邦痛定思痛，因而留下的經典“塔納赫”，也就是猶太教的“希伯來聖經”，或者基督教所稱的“舊約聖經”，對後世的影響，乃是無與倫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