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俞成送了我一本余英時(1930-)著的“歷史與思想”。大家知道，余英時是我國旅美著名學者，甫獲今年6月20日公佈的第一屆“唐獎”的“漢學獎”。俞成送我的是今年5月才剛出爐的第二版。在1976年初版的序中，余英時先說此文集是從一個知識分子(intellectual)的立埸寫成的。然後他區隔“知識分子”與“知識從業員”(mental technician)。他寫著：

在現代社會中，一個知識分子必須靠他的知識技能而生活，因此他同時必須是一個知識從業員。相反地，一個知識從業員(無論他是教授、編輯、律師或其他知識專業)卻不必然是一個知識分子，如果他的興趣始終不出乎職業範圍以外的話。Richard Hofstadter曾指出，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；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、社會、文化的時代關切感。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。用中國的標準來說，具備了類似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精神才是知識分子；“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”則衹是知識從業員。但我們不能說，知識分子在價值上必然高於知識從業員。事實上，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守，往往會在社會上產生負面的作用；知識從業員反而較少機會發生這樣的流弊。

其中“衹是”疑為“只是”之誤。

一直以為自己怎麼樣也算是個知識分子，沒想到依余英時的看法，即使待在大學，一輩子都在讀書及教書，且所做的事，大多與知識有關，也只能算具備專業知識而已，或者就不過是個專業人士。要能以“以天下為己任”，才會被歸入知識分子。我國傳統有士、農、工、商四大行業。過去幾千年來，大部分的人，連生活都不容易，遑論讀書？因此所能從事的職業，以工、農為主。至於經商者，無商不奸，或商人重利輕別離等，普遍得到的評價不高。只有很少數的人，能有機會讀書。一旦讀書識字後，便不必勞其筋骨，而能當文書、帳房，或教書等，甚至還可做官，成為知識從業員，並為社會所器重。

讀書人，若除了獲得知識技能，以養家糊口外，尚能對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關心，便可被列為“士”了。只是“士”可沒那麼好當。在“論語”泰伯篇裡，曾子(西元前505-435年)曰：

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

所以余英時講的“知識分子”，大約便是古代的“士”了。要任重而道遠，使命可說不小，因此不見得每個讀書人都會想去當“士”。更何況在“論語”里仁篇裡，孔子(西元前551-479年)還說：

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

一旦當了“士”之後，得承擔重責大任，卻非因此可換來錦衣玉食，日子過得比一般人舒適。而是連吃穿不好，都不能抱怨了。果真得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了。不僅於此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(1613-1682年)，他也曾說：

士大夫之無恥，是謂國恥。

士大夫不能圖享樂也就算了，還須為社會表率，若做出任何違法亂紀的事，不但自己無恥，還被視之為國恥，人人可口誅筆伐。連無恥都不行，身為士大夫，若貪贓枉法，那就更將是國之賊了。

不論余英時對於知識分子，或中國自古以來對於士，可說都訂下一極高的標準。看來不能稍微讀了些書，便自以為是知識分子。台灣教育普及，今年起且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。至於高等教育，早已處於大學眾多而學生少的狀態。要進大學一年比一年容易許多，至於研究所，不少更已到等無人的地步。因此高教學生的素質如何，可想而知。擁有高學位者，都不見得便是夠格的知識從業員，更不要說就必然是知識分子。

有趣的是，要能成為知識分子固然不容易，余英時還認為知識分子的價值，不一定就比知識從業員高。不必不服氣，這當然是對的。有些人不堅守崗位，不好好當個專業人士，如教授、醫生或律師等，偏要貿然以天下為己任。小者想當校長，中者想當市長，大者想當總統。競選時提出一堆理念，讓人目不暇給；畫出的大餅，讓人垂涎欲滴。只是當選後，銀樣蠟槍頭的本領立即被看穿不說，還如余英時所說“負面的作用”層出不窮，不久便讓自己成為該儘早被除掉的一害了。至於等而下之，未曾參與競選，便狂妄地宣稱代表人民，屢以天下為己任者，所會產生的負面作用，就更不必提了。

讀聖賢書所學何事？有時還是該安分地當個知識從業員，謹守自己本行專業，如此尚可能對社會有些許貢獻。倒不必個個爭先想以天下為己任，因知識分子並非人人適合當。至於連知識從業員都還不是者，就先別想天下事了，等有了專業再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