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4 咆哮山莊(五十六)

正如孫中山(1866-1925)先生所說，“世界潮流的趨勢，好比長江、黃河的流水一樣，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，向北流或向南流的，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，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。”英文“聖經”的出版也一樣，已是大勢所趨，阻止不住了。

在丁道爾尚未被天主教教會逮捕前，1534年12月，英格蘭就有些神職人員，向亨利八世請願，請他指派“良善且具學術素養”者，將“聖經”譯成英文，以做為人民的行為準則。換句話說，雖神職人員，曾大肆抨擊丁道爾的翻譯，但他們終究識時務，知道該妥協了，願意接受官方版，即獲得欽定(或說獲欽定核可，即得到官方(或者國王)核定)的英文“聖經”。

為什麼須欽定？一方面是原本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，如何以恰當的英文來表示？可由譯者自由發揮嗎？如希臘原文“me genoito”，字面上之意義，可有不同的說法，如“讓事情不得如此”(let it not be so)，或“希望事情不是這樣”(may it not be)，甚至如某牛津大學的學生戲譯之“打死也不可以”(not bloody likely)。無論如何，原文似無“神”的含意。但丁道爾將之翻譯為“神是反對的”(God forbid)。由me genoito至God forbid，兩字對兩字，雖頗有巧思，卻難免令人疑惑。另外，當時的翻譯本常有邊註，那是翻譯者對“聖經”之補充詮釋。此部分常讓神職人員難以接受，擔心可能將閱讀者，引導至激進的新教思想。因而他們渴望有個可以遵循的“欽定版”。

第一部完整的英文“聖經”，出現於1535年，署名邁爾斯科弗代爾(Myles Coverdale，1488-1569)。不過嚴格講，他並非全靠自己從原文翻譯，而是整合已有之丁道爾的英文版、拉丁文“武加大譯本”、另一拉丁文譯本，及德文版等譯本。雖然無原創性，但畢竟英文版“聖經”誕生了。

上述科弗代爾的第一部英文版“聖經”，甚得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安妮之喜愛，因而也引起他的重視。能因此獲得欽定嗎？隨著安妮王后的失寵及被處死，亨利八世對此譯本也失去了興趣。1537年，“馬太聖經”(Matthew Bible)出版。此英文“聖經”以“馬太”名之，乃因署名湯瑪斯馬太(Thomas Matthew)，這是曾擔任丁道爾助理的約翰羅傑斯(John Rogers，約1505-1555)之筆名。他部分參考科弗代爾的譯本，並大量參考丁道爾的翻譯，後者有不少已完成，但尚未付梓的稿子。以筆名出版，可能是為了安全。不過英格蘭那時對將“聖經”英文化者，已不再視為洪水猛獸了。逐漸地，英格蘭對英文版“聖經”的需求，呼聲愈來愈大。鑑於局勢多變，為免將來被清算鬥爭，畢竟沒人想要被絞死或焚燒，各地教會紛紛要求，盡速發行政府核准(即欽定)的版本。

此外還有幾個“聖經”英譯本，如在克倫威爾之要求下，科弗代爾重新修改“馬太聖經”，足以觸犯眾怒的邊註都拿掉了，且儘量使具影響力的教會人士滿意。於是1539年，日後被稱為“大聖經”(The Great Bible)英譯本出現了。這是第一本受官方認可的英文“聖經”，也很快便成為教會中，最受歡迎的英譯本。此版本可說是丁道爾版，及科弗代爾先前的版本之混和。但丁道爾版中較敏感的字詞，皆被刪除或更換。

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期間，有一影響深遠的英文版“聖經”，那就是1560年在日內瓦所刊印的版本，稱做“日內瓦聖經”(The Geneva Bible，又稱“日內瓦譯本”)。這是歷來最重要的“聖經”英文譯本之一，但內容很多也是依據丁道爾的譯本，當然也有參考不同語言的譯本，並附上註解。一般認為此譯本，主要出自威廉惠廷翰(William Whittingham，1524-1579)，但亦得到安東尼吉爾比(Anthony Gilby，1510-1585)，及湯瑪斯山普森(Thomas Sampson，1517-1589)等人之助。

“日內瓦聖經”的文字更生動有力(more forceful and vigorous)，因此極受讀者青睞。美國神學家克萊蘭德博伊德邁克菲(Cleland Boyd McAfee，1866-1944)相當推崇此版本，說“它以卓越的能力將‘聖經’帶離田野”(It drove the Great Bible off the field by sheer power of excellence)。莎士比亞的作品中，許多“聖經”典故的出處，就是“日內瓦聖經”。1620年，乘坐五月花號(Mayflower)，從英格蘭普利茅斯(Plymouth)出發，前往北美的清教徒(puritan)，他們所攜帶的“聖經”，也幾乎都是“日內瓦聖經”。

“日內瓦聖經”還有更大的榮耀。1611年，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譯的英文“聖經”出版了，稱為“欽定版聖經”(Authorized Version，縮寫為AV，又稱“詹姆士王譯本”(King James Version，縮寫為KJV)，或“詹姆士王聖經”(King James Bible，縮寫為KJB))，其前言裡所引用的“聖經”經文，便取自“日內瓦聖經”，而非其他更新的譯本。17世紀，當“欽定版聖經”企圖建立其地位時，它面對的阻礙，乃“日內瓦聖經”始終受歡迎。

附帶一提，亨利八世雖成立英國國教會(新教)，由於他並沒什麼理念，所以舊教(天主教)的結構仍保留。即神職人員的禮袍與主教職位不變，只是採取一套新教的基本教條。因而新教的宗教儀式，仍與舊教接近，神職人員也都穿得富麗堂皇。但新教中的清教徒，對改革的呼聲更加強烈。他們要求新教教會，清除內部舊有的制度，及諸多繁瑣的儀式。他們認為崇拜的過程，簡潔純淨即可，那些徒具形式的禮儀，皆應省略掉。如此便有更多時間進行講道、唱讚美詩，及相互溝通。他們提倡嚴謹且清貧的生活，要求建立“純潔”的教會。彷彿追求“六根清淨”，清教徒之名因此而來。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交流，不需經由神職人員，反對教會的專橫、腐敗、奢華，及繁文縟節等。簡言之，他們追求簡單、實在，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。

1558年伊莉莎白一世登基後，她期待宗教和平，但她很快便發現自己陷入宗教紛爭中。許多在歐洲各地流亡的新教徒，於獲悉他們痛恨的瑪麗一世駕崩後，紛紛返回英格蘭，希望推動使英格蘭成為一更徹底的新教國家。只是英格蘭的天主教會，在瑪麗一世在位時，享有極高的地位，豈會輕易放棄所擁有的特權？雙方劍拔弩張，隨時可能爆發嚴重的宗教鬥爭，甚至招致如法蘭西及西班牙等，虎視眈眈的天主教國家入侵。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找到一平衡點，使新教及舊教信徒都能接受。於是她頒佈“伊莉莎白宗教決議案”，企圖壓制歧見。只是歧見依舊存在，且嚴重性與日俱增。

伊莉莎白一世認為不要在意瑣碎小事，但不少她以為可忽略的小事，卻常成為關鍵的爭執點。例如，清教徒對穿著禮袍的規定，一直相當不滿。伊莉莎白一世規定神職人員，在教會的禮拜儀式中，都須著禮袍(像白色法衣)，與宗教改革前的服裝類似。對伊莉莎白一世而言，這一點都不重要，且可化解天主教徒之疑慮。但那些返國的流亡者，完全無法接受。他們視此舉為羅馬天主教教義的象徵，將使英格蘭的新教，有如復辟的羅馬天主教，且使英格蘭回到昔日的迷信與偶像崇拜。

清教徒對使用“公禱書”(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)也很反對，那是1549年寫成，為英格蘭教會的禮文書，之後有幾次修訂。“公禱書”中的要求，很多也令清教徒受不了，認為與“聖經”的教義不符。例如，在聖餐儀式中，須跪著領受聖餐，或者在受洗時，須畫十字記號等。另外，羅馬教宗以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自居，清教徒視此為極度荒謬，因而他們也無法接受英格蘭君主為教會的最高領袖，否則英王豈不也成為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？

即使因教會高明的措施(大主教畢竟都很有政治手腕)，使激進的新教團體受到壓抑，但在神學領域，清教徒的理論基礎卻日漸穩因，論述也愈來愈精緻。到了伊莉莎白一世統治後期，英格蘭最嚴重的宗教紛爭，已非新教與舊教的對抗。交戰雙方，成為新教的兩大教派，聖公會(Anglicanism)及清教(Puritanism)。聖公會支持教會與君主間的緊密關係，並認同英格蘭君主為教會的最高領袖，“公禱書”他們也接受。坎特伯里大主教約翰惠特吉夫(John Whitgift，1530-1604，1583-1604年在位)，經常極力為這些措施辯護。由於聖公會是英格蘭國教，他且主張英格蘭人的國家認同之持續，惟有透過英格蘭國教才行。清教徒自然完全不這樣想，他們追求教會更徹底的改革。他們已沒興趣與那位保皇黨的坎特伯里大主教溝通，而是向當時宗教改革的聖地日內瓦尋求指引，“日內瓦聖經”也因此成為他們所推崇，及心靈之寄託。

清教徒一直希望英格蘭能完全棄絕羅馬天主教的氣息(他們視為遺骸)，但顯然伊莉莎白一世不願意。於是他們開始將盼望寄託在英格蘭的下一任君主上。偏偏伊莉莎白一世的統治長達45年，他們只能痛苦地等待。另一方面，聖公會支持者則擔心伊莉莎白一世崩殂後，局勢將大變。